评弹艺术发展也应顺应时代之变

　　【舞台艺术众家议】  

　　作者：潘讯（文艺评论家，江苏省艺术评论学会曲艺专委会主任）

　　吴宗锡被誉为“新中国评弹开拓者和建设者”，其紧随时代的理论建树和艺术实践，深深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评弹事业的发展。在即将迎来吴宗锡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他的评弹理论，对当下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仍有启迪。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弹艺术历史悠久、文脉连绵，尤其是传统书目最能体现评弹的艺术魅力，也是评弹的根基与血脉。评弹史上有名可循的演出书目有150余部之多，不仅见证了评弹的发展历程，也是评弹演出的主要内容，在听众中拥有深厚的基础。

　　1951年，吴宗锡初涉评弹领域，其时，为了去除戏曲中的封建糟粕，更好继承和弘扬戏曲文化遗产，围绕改戏、改人和改制的戏曲改革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展开。作为当时上海评弹团的领导，吴宗锡直接参与了对评弹旧作的整理，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理念。

　　他认为，保护传承传统书目，不是将过往时代形成的曲艺文本原封不动地搬演于今天的书台，而是要通过有序整理和稳步提升创造出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演出文本和表演形态。对传统书目应该“创造性继承”，即须在尊重艺术规律、演员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元素，满足听众不断变化的审美情趣。

　　在他的推动下，《玉蜻蜓》《珍珠塔》《白蛇传》等传统书目经过加工整理，以新的面貌流传于书台；从传统长篇中挖掘整理的《庵堂认母》《玄都求雨》《老地保》《三约牡丹亭》等书回，成为评弹中最具文学性的经典选回。

　　为评弹艺术注入时代元素，使其顺应时代之变，就不能脱离人们生活的时代。艺谚云：“说书者，说世、说势也”。以经典弹词《玉蜻蜓》为例，仅不同的故事结局就有十数种之多。对结局的不同处理体现的正是不同时代说书人结合当时生活，对书中人物命运的深切期待，以及对书中涉及的伦理、道德、宗法、婚恋等诸多复杂关系的理解与协调。

　　在吴宗锡的评弹理论中，“生活”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核心词语。他认为生活气息与生活质感不仅是评弹艺术的美学特征，而且也是一条重要的创作规律。他提出，优秀的评弹书目“忠实于生活，自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上乘的书艺”就是“提炼来自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

　　吴宗锡参与创作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芦苇青青》《人强马壮》《真情假意》等新编作品，更直接地将艺术与生活挂上了钩、接通了气，得到广泛传播。这些作品体现出创作者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天生的艺术工作者，而是用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的视角，细致观察人们的说话神态、语气和意味，并将这些体悟艺术化后搬上舞台。

　　今天，传统书目的传承与创新依然是评弹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如何改变传统书目加速流失、常演的传统书目减少、传承书目的上演书回削减等情况，吴宗锡的评弹理论给当下评弹创演带来启示：唯有不断从生活中汲取灵感，让艺术真实反映时代变迁与人民心声，评弹才能历久弥新，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上海评弹团先后推出《高博文说繁花》《千里江山图》等新编书目，渐次构成了评弹的“新上海叙事”，为当代评弹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例如，沪语小说《繁花》深受读者喜爱，并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注意到，《繁花》包含大量经过文学处理的沪语对话，非常适合改编为评弹。由此，评弹《高博文说繁花》诞生。该作品一改传统评弹中两个演员一坐到底的一般程式：多个演员说、唱、演，样样精彩；他们既是说书人，也是剧中角色，兼具传统与创新，受到观众的喜爱。

　　苏州评弹团改编上演的精简版《玉蜻蜓》，则是从传世书回中精选出9回书，剪辑成“子归”“认母”“归宗”3个篇章分场演出。精简版《玉蜻蜓》将故事结局建构成一个相当开放的话题空间，淡化了传统说法中金、徐两家对元宰的撕扯与争夺，而将重心放置于对于元宰内心世界的解剖呈现。引导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去思索：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世真相，16岁少年有没有自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元宰庵堂认母虽出于骨肉亲情的召唤，但其心理过渡历程是怎样的艰难？在亲情与教义、身世与功名之间，元宰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冲突？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与追问中，一部当代的《玉蜻蜓》得以诞生。

　　将评弹艺术融入茶馆、园林、剧场、广场，在充满时代元素的舞台实践中，评弹这门传统艺术主动回应着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传统的一桌两椅变换了，桌围椅帔没有了，伴奏隐在了幕后；单双档换成了许多演员络绎登场……这些崭新实践给现代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